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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ce and Book  張亦絢+吳維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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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別書》附錄二

〈 情不自禁及其他:答編輯問〉 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提問:陳瓊如 答題:張亦絢

 

 

1.個人抒情性的開頭,事實上讓小說作為他者的故事性降得很低,請問是想刻意呈現自傳性的氛圍嗎?

 

答:第一個問題就正中靶心!厲害。在小說動筆前的長考,這是核心問題。如果讓小說有比較高的「他者的故事性」,對作者真的比較簡單;但它無法承擔《永別書》要直擊讀者的設計,所以整個考慮就是把「他者的故事性」能降多低就降多低──換句話說,降低他者性是目的,自傳性氛圍是方法。但並非用小說代替自傳,所以我看到妳用氛圍兩字蠻開心的,因為對我來說,那確實是一種造境。

 

2.無論是台獨意識或同性愛的意識型態, 如今在台灣社會都十分正確,為何要用如此正確的意識型態作為小說主軸?

 

答: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可愛耶,是這樣說的嗎?......都十分正確?這不太是我的用語。姑且不論正確與否,主題並不會因為大環境的接受度高低,就減低本身的繁複狀態,就像即使平等或自由,也是美善的概念,但不意謂著在現實中,會都不出差錯。有次無意中聽到一個前輩詩人說:台灣小說家沒有為我們表達出想要一個國家的心情。因為我實在「不太正經」,當下的想法就是:寫這樣的小說,不悶嗎?我聽八年級的小朋友表示,他們很焦慮,認為他們如果透過文學探討認同或相關衝突,覺得在文學上是會被歧視的,過去可能是「太不敢」,現在可能是很不酷的「太正確」。(同志小朋友則說,要說焦慮,這一點他們更焦慮)簡單地說,在這兩主題下,還是有話沒有說完。倒不是我認領了別人感受的困境,但我以為上述這個背景是有意義的。回到我自己。我是一個更被插曲式內容吸引,更甚於埋首大主題的人,《永別書》仍然反映了這種傾向。現在作品已經看似首尾相連地完成了,或許大家不容易注意到,這本書有多大程度是由一些零碎禁忌、喜劇與細節性的插曲,轉出妳所謂的軸。而對禁忌、喜劇與細節性的把握,我認為是很要緊的文學工作,為得是可以讓讀者清醒、思考與練習接受事物矛盾性的存在。當然,為什麼寫一個這樣「正確」的小說?這本身是很有趣的疑點,而大概只有閱讀才能參與推理過程。

 

3.小說的第一句話:「我真的打算,在我四十三歲那年,消滅我所有的記憶。」開章以消滅記憶開始,也就是說必須鋪陳大量記憶,才能消滅。那麼,為何以政治的記憶為優先?政治上的記憶與同志上的記憶,對妳來說內裡的脈絡是什麼?

 

答:嗯,我以為我很少只是以政治的記憶為優先,如果它出現,對我來說,總是因為它還說了別的事。像賀殷殷在學校口試說溜嘴,批評了國民黨政府,確實不能說,這不是政治的,但我想表達的還有對兒童的同情──這是一個機靈的小孩,都飽受壓力;想想要是比較不機靈的,簡直不堪設想。內裡的脈絡或許是,這兩者都還是生活的一部份以及個人化的體驗......;都比我們想像的普遍,而且都有它寂寞的成份在......。有時是因為歷史性的不公正,有時也可能是自作孽(笑)。

 

 

 

4.音樂的用法,通常在小說裡標誌時代定位與氛圍,為何妳要選擇音樂來做為記憶定錨呢?

 

答:這一點沒有特別想過。但音樂據說是最後才會消失的記憶。可能不是我選擇,而是它恰巧就是現實世界中記憶的錨。

 

5.小說裡用音樂象徵母親,文學象徵脫離父親,請問文學與音樂對妳而言,兩者有何不同意義?

 

答:對我本人的意義,與小說所述是有些出入的。我想是我的幾個音樂老師替我奠定下不錯的人格,比如紀律、不怕困難與幽默感。寫小說時,有時用得也是音樂教育給我的東西,會想曲速啦表情記號什麼的。小說裡母女對抗以致放棄音樂,大概是最取材自我親身經歷的一部份。還是很愛音樂。希望其他人不要放棄(笑)。當然這部份還讓我能處理客家的部份,用母女猜忌與衝突呈現,反寫「被壓抑的族群記憶」如何被犧牲,比如母親對某個台灣民謠眷顧,但在不可能說出客家之愛的大環境中,母女不能溝通,女兒遂懷疑「媽媽是有婚外情嗎?」我想用一種比較親密的方式處理歷史的荒謬,音樂不單是象徵,它做為一種教育與日常活動,也具體承載歷史傷痕的印記。文學的話,就是「有恩報恩」。我是一路被文學救著長大的,就像孤兒回孤兒院工作一樣,那是養育我的地方。

 

6.段落上是一直跳躍且隨意連結的,如此是在模擬記憶的形式嗎? 答:本來看「模擬」嚇一跳,以為是高科技字眼。但想想完全沒錯,是模擬。

 

7.讀了過去關於妳的報導,妳不喜歡別人用「同志文學」來定位、歸類妳的作品,但小說描寫高中女生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感,或是主角初戀情人小朱的「少女之愛,何其輝煌」,還是十分精彩,請問妳不斷書寫同志題材的原因?

 

答:原因啊,這應該就叫做情不自禁吧(笑)。解釋一下不喜歡在文學之前加上同志限定詞。我的想法是,文學要保持它驚奇的力量,一旦有限定詞在前,有些計畫會被事先破壞。加限定詞,是權宜之計,而非長久之計,不過只是這樣的立場。嗯,是否需要比情不自禁更多的解釋呢?應該不必吧(笑)。

 

8.賀殷殷的情人,也是文學少女何萱瑄,寫作慾望比賀殷殷更強烈,但寫出來的東西卻不能稱為文學,「那個被文學深深戕害的人」,為什麼要安排一位這樣的角色?

 

答:在小說裡,她們是用高標準在看文學,才會有「不能稱為文學」這類感想。這個角色的安排,大概是很苦口婆心吧(笑)。許多人身上都有她的影子,更極端像鄭捷或謝依涵。像看到鄭捷曾想轉到中文系(想寫作),都讓我很感慨。為什麼書寫沒有早點幫到他們?在追求自我實現時,或許大家都會有偶像破滅後的失措。早熟的人碰到挫折,未必知道處理危機,尤其在文藝領域,結果導致某些早夭或亂長。小說裡把何萱瑄與芥川龍之介遇到的殺子農人比併,是有些嚴肅的。萱瑄的非中產、非台北背景,加上同志,雖然不能說是極度弱勢,但有點像《紅與黑》裡面的于連,他們聰明向上,對不平等敏感,為了贏得敬重而虛張聲勢,付出了失去自我的代價。我很喜歡(當然也悲傷)的是她說出「我已經沒有文化了」──這是我這一代的悲劇,台灣本土化剛起步,我們已經快出社會了,比對晚一輩較正式的本土文化資源,我們是來不及長大或半失學的。像「外省人傲慢」或打壓本土語言的遺毒,不是政黨交替就能清除的。傷害過一些人的自尊,空轉了一些人的青春,這是很嚴重的。何萱瑄當然是一個負面教材;賀殷殷與她差不多年紀,觀察她,卻不能幫助她;在我自己,或許也有,對我過去未能及時幫助我的文學同輩人的傷懷。

 

9.你在來信中曾說:「這本書的企圖,仍然是種共患難,一個『我在這裡』的認真回聲。」當初寫這本小說的動機?會把它放在自己創作生涯的什麼位置?

 

答:一開始,真的是因為想過,人有可能清除記憶嗎?在生涯裡,這可能是最像精神遺囑的一本書;放了很多種子性的東西,是讓其他人有可能把那些種子拿出來重新培育。這是我給我所愛的小小島以「時間」。要是我還沒寫完,就碰到死神來玩,大概會對他拳打腳踢一番,再全力逃回書桌前來寫完的一本書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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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2日上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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