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五雜念：《永別書》附錄二

《永別書》附錄二

〈 情不自禁及其他：答編輯問〉

提問：陳瓊如 答題：張亦絢

1.個人抒情性的開頭，事實上讓小說作為他者的故事性降得很低，請問是想刻意呈現自傳性的氛圍嗎？

答：第一個問題就正中靶心！厲害。在小說動筆前的長考，這是核心問題。如果讓小說有比較高的「他者的故事性」，對作者真的比較簡單；但它無法承擔《永別書》要直擊讀者的設計，所以整個考慮就是把「他者的故事性」能降多低就降多低──換句話說，降低他者性是目的，自傳性氛圍是方法。但並非用小說代替自傳，所以我看到妳用氛圍兩字蠻開心的，因為對我來說，那確實是一種造境。

2.無論是台獨意識或同性愛的意識型態， 如今在台灣社會都十分正確，為何要用如此正確的意識型態作為小說主軸？

答：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可愛耶，是這樣說的嗎？......都十分正確？這不太是我的用語。姑且不論正確與否，主題並不會因為大環境的接受度高低，就減低本身的繁複狀態，就像即使平等或自由，也是美善的概念，但不意謂著在現實中，會都不出差錯。有次無意中聽到一個前輩詩人說：台灣小說家沒有為我們表達出想要一個國家的心情。因為我實在「不太正經」，當下的想法就是：寫這樣的小說，不悶嗎？我聽八年級的小朋友表示，他們很焦慮，認為他們如果透過文學探討認同或相關衝突，覺得在文學上是會被歧視的，過去可能是「太不敢」，現在可能是很不酷的「太正確」。(同志小朋友則說，要說焦慮，這一點他們更焦慮)簡單地說，在這兩主題下，還是有話沒有說完。倒不是我認領了別人感受的困境，但我以為上述這個背景是有意義的。回到我自己。我是一個更被插曲式內容吸引，更甚於埋首大主題的人，《永別書》仍然反映了這種傾向。現在作品已經看似首尾相連地完成了，或許大家不容易注意到，這本書有多大程度是由一些零碎禁忌、喜劇與細節性的插曲，轉出妳所謂的軸。而對禁忌、喜劇與細節性的把握，我認為是很要緊的文學工作，為得是可以讓讀者清醒、思考與練習接受事物矛盾性的存在。當然，為什麼寫一個這樣「正確」的小說？這本身是很有趣的疑點，而大概只有閱讀才能參與推理過程。

3.小說的第一句話：「我真的打算，在我四十三歲那年，消滅我所有的記憶。」開章以消滅記憶開始，也就是說必須鋪陳大量記憶，才能消滅。那麼，為何以政治的記憶為優先？政治上的記憶與同志上的記憶，對妳來說內裡的脈絡是什麼？

答：嗯，我以為我很少只是以政治的記憶為優先，如果它出現，對我來說，總是因為它還說了別的事。像賀殷殷在學校口試說溜嘴，批評了國民黨政府，確實不能說，這不是政治的，但我想表達的還有對兒童的同情──這是一個機靈的小孩，都飽受壓力；想想要是比較不機靈的，簡直不堪設想。內裡的脈絡或許是，這兩者都還是生活的一部份以及個人化的體驗......；都比我們想像的普遍，而且都有它寂寞的成份在......。有時是因為歷史性的不公正，有時也可能是自作孽(笑)。

4.音樂的用法，通常在小說裡標誌時代定位與氛圍，為何妳要選擇音樂來做為記憶定錨呢？

答：這一點沒有特別想過。但音樂據說是最後才會消失的記憶。可能不是我選擇，而是它恰巧就是現實世界中記憶的錨。

5.小說裡用音樂象徵母親，文學象徵脫離父親，請問文學與音樂對妳而言，兩者有何不同意義？

答：對我本人的意義，與小說所述是有些出入的。我想是我的幾個音樂老師替我奠定下不錯的人格，比如紀律、不怕困難與幽默感。寫小說時，有時用得也是音樂教育給我的東西，會想曲速啦表情記號什麼的。小說裡母女對抗以致放棄音樂，大概是最取材自我親身經歷的一部份。還是很愛音樂。希望其他人不要放棄(笑)。當然這部份還讓我能處理客家的部份，用母女猜忌與衝突呈現，反寫「被壓抑的族群記憶」如何被犧牲，比如母親對某個台灣民謠眷顧，但在不可能說出客家之愛的大環境中，母女不能溝通，女兒遂懷疑「媽媽是有婚外情嗎？」我想用一種比較親密的方式處理歷史的荒謬，音樂不單是象徵，它做為一種教育與日常活動，也具體承載歷史傷痕的印記。文學的話，就是「有恩報恩」。我是一路被文學救著長大的，就像孤兒回孤兒院工作一樣，那是養育我的地方。

6.段落上是一直跳躍且隨意連結的，如此是在模擬記憶的形式嗎？ 答：本來看「模擬」嚇一跳，以為是高科技字眼。但想想完全沒錯，是模擬。 7.讀了過去關於妳的報導，妳不喜歡別人用「同志文學」來定位、歸類妳的作品，但小說描寫高中女生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感，或是主角初戀情人小朱的「少女之愛，何其輝煌」，還是十分精彩，請問妳不斷書寫同志題材的原因？

答：原因啊，這應該就叫做情不自禁吧(笑)。解釋一下不喜歡在文學之前加上同志限定詞。我的想法是，文學要保持它驚奇的力量，一旦有限定詞在前，有些計畫會被事先破壞。加限定詞，是權宜之計，而非長久之計，不過只是這樣的立場。嗯，是否需要比情不自禁更多的解釋呢？應該不必吧(笑)。

8.賀殷殷的情人，也是文學少女何萱瑄，寫作慾望比賀殷殷更強烈，但寫出來的東西卻不能稱為文學，「那個被文學深深戕害的人」，為什麼要安排一位這樣的角色？

答：在小說裡，她們是用高標準在看文學，才會有「不能稱為文學」這類感想。這個角色的安排，大概是很苦口婆心吧(笑)。許多人身上都有她的影子，更極端像鄭捷或謝依涵。像看到鄭捷曾想轉到中文系(想寫作)，都讓我很感慨。為什麼書寫沒有早點幫到他們？在追求自我實現時，或許大家都會有偶像破滅後的失措。早熟的人碰到挫折，未必知道處理危機，尤其在文藝領域，結果導致某些早夭或亂長。小說裡把何萱瑄與芥川龍之介遇到的殺子農人比併，是有些嚴肅的。萱瑄的非中產、非台北背景，加上同志，雖然不能說是極度弱勢，但有點像《紅與黑》裡面的于連，他們聰明向上，對不平等敏感，為了贏得敬重而虛張聲勢，付出了失去自我的代價。我很喜歡(當然也悲傷)的是她說出「我已經沒有文化了」──這是我這一代的悲劇，台灣本土化剛起步，我們已經快出社會了，比對晚一輩較正式的本土文化資源，我們是來不及長大或半失學的。像「外省人傲慢」或打壓本土語言的遺毒，不是政黨交替就能清除的。傷害過一些人的自尊，空轉了一些人的青春，這是很嚴重的。何萱瑄當然是一個負面教材；賀殷殷與她差不多年紀，觀察她，卻不能幫助她；在我自己，或許也有，對我過去未能及時幫助我的文學同輩人的傷懷。

9.你在來信中曾說：「這本書的企圖，仍然是種共患難，一個『我在這裡』的認真回聲。」當初寫這本小說的動機？會把它放在自己創作生涯的什麼位置？

答：一開始，真的是因為想過，人有可能清除記憶嗎？在生涯裡，這可能是最像精神遺囑的一本書；放了很多種子性的東西，是讓其他人有可能把那些種子拿出來重新培育。這是我給我所愛的小小島以「時間」。要是我還沒寫完，就碰到死神來玩，大概會對他拳打腳踢一番，再全力逃回書桌前來寫完的一本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