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二雜念

1.我把結論先寫，結論就是推薦大家趕緊去看«傳奇女伶高菊花»。我有點懊惱沒有更早看，有充分的時間寫正式的影評——開始是因為工作有點累，後來是看到有（林）蔚昀的講座——就想，我蠻想聽聽講座的，那就不如延到講座場再看。這中間散亂的看到一些評論，讓我有些吃驚與不解，但覺得等我親自看過，才好討論。

  在負面反應裡，有三個我覺得值得注意的部分。第一，是說「都沒看到她怎麼成為歌手，只是重覆高菊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」。第二，以馮賢賢的態度為代表，認為「片名不當」，成為歌手歷程，有高菊花的極痛，這種狀況用「傳奇女伶」是否有軟化、淡化白恐的嫌疑，且「沒有提到高菊花曾想殺蔣孝文」——與第一種「只看到白恐」的看法相比，可以說完全相反，是覺得在處理白恐上力道與深度不足，有迴避的問題。因為馮賢賢本身催生過台灣不少重要紀錄片，所以我對她的意見特別注意：這樣嗎，是不太到位的紀錄片嗎？第三個部分是針對（林）蔚昀「較爲暴衝」部分，指責剪接的選擇，認為這樣的處理，似有將情緒置於真實理解白恐之前的問題，某種突兀感，或也是批評者反感的理由。因為我稍微綜合各種說法，也許會有不完全精確的狀況——不過，我的目的，在討論影片，並非針砭誰是誰非，所以只是把代表性的想法羅列一下。

2.為什麼我認為儘管造成爭議，這部紀錄片其實仍是水準之上的作品？這是因為，我認為看待處理政治與歷史創傷的電影一事上，一直存在某些問題。在各種標準中，有兩種傳統，一種認為政治內容是較單薄無趣的內容，一種則認為影片有該達成的（歷史）教育、人權或公益目標——然而，我以為我們比較少注意，創作團隊本身的嘗試——尤其分辨在製作劇情片與紀錄片時，必須面對的不同倫理壓力與難題。事實上，上述不少「不足」，如果以劇情片來做，難度會小很多，也許重新創作音樂，都比取得某些音樂版權來得容易。然而，這部作品有其「非紀錄片」不可的特質——它事實上是一部「極其可怕的紀錄片」。

3.以下我就說說，我在這部紀錄片中看到什麼，以及為什麼以上對它的批評，可能存在調整的空間。「性剝削」是白色恐怖的一個面向，這一點在鄭清文的若干小說中，都描述過。不過，因為是小說的形式，不能不以「存參」的方式記憶。白恐的二代爲了自保，接受加害方的追求，這已使我們感受到其中的慘傷。然而，«傳奇女伶高菊花»拼接出的圖樣，是更殘酷的。

  它至少有三重，第一重殘酷是恣意剝奪受難者生命，導致受難者「家破人亡」，這可以說是我們較為熟悉的白色恐怖。第二重是「罪及二代」——坦白說，這也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。可以談的部分很多，但我先略過。因為第三重殘酷是«傳奇女伶高菊花»迫使我們不得不思考的——那就是以白色恐怖爲基礎的，性剝削的濫權型態。國民黨大官會借勢欺凌女藝人，這個我小時候外省老太太在打牌時，多少聽聞過——這多半是種耳語，沒法追究下去。在高菊花的例子中，那不是單純的「債主將自認欠債者兒女逼良為娼」的單一事例，而是「（淫）威逼」的「國策化」。

   有些人含蓄婉轉地稱為「美女外交」——這並沒有充分傳達問題的本質。因為只看字面，我們會以為可能是找某些美女穿上好看的衣服，在外交現場招招手微微笑罷了。我只簡單問，如果在任何國家想要達成的特定目標上，主事者認為有必要「以『性交』作為收買、迎合或饋贈他方」（我個人覺得愚蠢與非法），那麼，為何不媒介「專業的性工作者」給「他方」就好？從這個問題開始，我們就會看到當時政權的殘暴、淫穢與卑鄙。因為性工作者可能還沒有受難二代好控制，因為從受難二代壓榨的並不單單只是性服務與性自主權，是更加精密、幽微與性工作者都未必付出的事物。

4.換句話說，如果我們注視高菊花的人生，我們不可能不看到白色恐怖最陰暗、暴力的那一面——蔣孝文那段，相比之下，可能噁心或令人厭惡，卻不若上述核心主題，來得「極其嚴重」——今天少有人不認為艾普斯坦案不可怕，可艾普斯坦還沒有一官半職，就是社會裡的一個極端的犯罪份子。但能夠「壓榨高菊花」的絕不是一般，沒有公權力的個人。以國家之名，主導性犯罪——縱使我已看過不少性犯罪方面的可怖例子，這個事件的沈重，仍讓我感到極端窒息。

5.這裡我就很快地跳接到（林）蔚昀的角色。上述所言，任何人都可以說是純理論，或「不無可能」——但«傳奇女伶高菊花»做到了一點，是透過不同來源，使得「事件」取得了極高的真實度——「這個事件被其他證據鞏固了」——它不是受害者的一面之詞，雖然單是高菊花的證詞，真實性就有一定的高度——然而，蔚昀從檔案中的研究，等於給「恐怖的會使人一般人不相信，或是即使相信也帶些懷疑」的事件，絕對無法掉頭不顧的可信度強化——越是鞏固罪行，也越是確認受害者的悲慘——這是蔚昀這個角色的痛苦衝突。她在片中的那個「突然的情緒洶湧」，在我看來，相當於整個事件中的「尖叫」。我認為這聲尖叫，是絕對有必要的——因為再多言語與資訊，都不足以指出事件的本質在於「不可接受」。

或許有人會認為「有資格尖叫」的是其他人——比如受害者本人、親屬等等——我不知道——可事實上，不應該存在「尖叫資格」的判斷——因為，事實上，歷史就是多得是「無聲尖叫」，所謂噤聲的壓迫，就是讓人們聽不到「無聲尖叫」——所以，只能不要把尖叫剪掉——紀錄片中，固然是（林）蔚昀「痛苦尖叫」（其實我指的是效果，相對於其他人非常克制、內斂、「不給人太大情感壓力」的「客氣表達」，從物理層面，被認為太過暴衝的，不過只是表情更強烈點的聲音罷了——我們難道不該稍微停止要求痛苦的人「永不失態」，彷彿任何痛苦都是「容易消化與『管理』」的？），但也是代表任何「實體上不被視爲苦難共同體」（因為她在那個時代與社會之外或之後），進入「苦難共同體」的記號。

  這讓我想到韓國作家朴婉緒的<我畢生的摯愛>——這篇小說以一通電話的形式，在最後讓受難者的母親，終於「奪回哭泣」，並引發一向對其採取防備、批評態度的「大嫂」，也終於哭泣——為什麼這個「放棄若無其事到哭泣」的過程那麼重要？因為這是「哀悼的開始」。就借用巴特勒的說法，被認為不配得到哀悼者，正是社會歧視與壓迫的結構出來的人格被減滅者。謝謝能夠幫助哭泣，謝謝能夠開始哀悼。這是我一開始寫這篇札記時，浮現腦中的一句話——知道如此多的歷史知識、生平、細節——如果不能以哀悼表示「那不可接受」，我們對恐怖與罪行，仍舊欠缺了最重要的一句話。白色恐怖，是不可接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