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五雜念

啊，這人是誰，還是讓讀者自己猜好了。我不要說出來。話說昨日此某人衫上別了個極好看的有如立體小花磚的飾物，我說好看，解下來讓我看仔細點。交小物給我看又拿回，來來去去，某又道：「我這東西通常是不解下來的，永遠別在這衣服上，所以這是《永別書》。」@@，如果是打得到人的距離，我就要動手打人了(好，我真的有暴力傾向，當著我的面一直說我的書就會被我打)我怒道：「不要一直說《永別書》！《永別書》啦！」

好。這實在是有點丟人的事。但又很好笑。我就捨不得不記一下。如果是採訪，我當然規規矩矩地談自己寫的書(我保證不會打人)；可是出了工作的範圍，旁人如果要提起我的書，我就會覺得超窘。所以對朋友就會事先約法三章，不要一直談我寫的書啦(談一點點還可以)。怎麼說呢？就是工作歸工作，生活歸生活。但這陣子，這種二分卻老是很難。

昨天去唐山書局，原是我例來的公館行程，就是不管去公館做什麼，我的習慣就是會帶上逛唐山(時間多一點就是唐山、書林、台灣的店；所謂的必走三家。如果還抓到時間逛南天，那表示我已經在天堂級的幸福狀態了)。昨天是因為博拉紐的《在地球的最後幾個夜晚》送了人(某個我心愛的年輕小說家)，現下我要補買回來，某說去唐山找。我覺得出版有段時間了，恐怕不在架上了。到了唐山，我又懶惰，在櫃台請書店的人幫我找：「博拉紐，博士的博，拉丁美洲的拉，紐約的紐。」店員說譯名可能不一定喔.....，「是啦，簡體版叫波拉尼奧，但台灣找，就是博拉紐這名字沒錯。」不抱任何希望。叮咚！書來了！「要兩本，只有一本嗎？」「只有一本。」但已經夠高興了！

反正從17歲以來，我只要去逛唐山，總是有什麼好事。有次我跟店員形容想要的書，對方還把手上的書一摔(我覺得非常經典地摔，所以要說一下)，正色對我說：「小姐，這書除非妳去寫，不然它根本不會存在。」是是，我彆不住想笑，但更在意的是書：「要不要來賭，我說的書已經存在！我來找給你看？」──真是！幹嘛自己一開始不老老實實去找呢？(又是打人又是跟人對賭，今天的雜念真是暴露我最黯黑的一面了......)不過這也是有原因的。以前我就有這種時不時在唐山「形容」書的惡習，有次小姐靈通得不得了，她說：「妳這不能找書！書可能還沒做那麼細！」她三下兩下就找出一本期刊，我剛去我的書堆裡查了一下，是《台灣社會學研究》，裡面確確實實有我要找的東西──所謂「唐山奇蹟」，一下子是說不完滴。除了書好、店員強，我實在對書店是有一份感情。比如說(非常喜愛)卡西爾的書，我或許是在結構群買的，但就是有一個讓唐山概括承受的感覺，亦即：如果不是唐山，我就會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讀書人。這種分別，是任何其他東西，都無法取代的。某些書店它不是一個地方，它是一個人生分界點。

書店不是賣書給妳，它是把妳變成完全不一樣的讀書人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書店完全是無價的。現在有時獨立書店迫於時勢，會一再強調當場買書的重要性。我對這是有一點保留態度的。我還是認為沒有必要強調買不買書。愛書的人一旦變成愛書人，那是比變成狼人還難再變回來的事。從來就沒有人規定我們要在唐山買書，而逛唐山這種習慣，從來也沒有過其他勞什子的「文創」誘因。做為唐山書店的某種見證者，我認為唐山數十年來都是「毫無長進」──但它同時也不需要什麼「長進」。所謂無形文化財這種東西，就是非常無形。怎麼寫著寫著變成一篇〈書店讚〉了。

起始寫雜念我是有一點要抱怨，原來是生活中的逛書店，但逛到發現《永別書》被擺在唐山好醒目的地方。驚到。某說：「還好技巧地跟《背離親緣》放在一起！」(我還沒注意到，因為緊張，在書店看到自己的書都只敢用偷瞄的，當然就瞄不到它旁邊的書了)當時覺得很窘，第一反應是難為情。然而回到家裡想想，這是值得高興的事呀！我所喜愛的書店，擺著我所寫的書，這裡有一個作者從懵懂到不那麼懵懂的，秘密又漫長的過程。都要覺得感人了呢。

還有許多好玩的事......，我也沒有忘記要寫寫《風格練習》，但剛剛看到一篇刊出的書評，除了《永別書》外，還介紹了《種子的勝利》和《港都人生 旗津島民》兩本很有意思的書，書評標題是〈熱參與 冷思維〉──一看標題，就會想點進去看吧！《永別書》能跟其他兩本書並列入這樣一個標題內，真是榮幸。《風格練習》就先順延一下了。

今日收到《台灣史前史專論》，超開心！還有我的兩本過年讀物，忽然發現都跟走路有關，一本拉加‧薛哈德的《漫步巴勒斯坦》；一本荷索的《冰雪紀行》(不，跟「冰雪奇緣」毫無關係)。兩本都還沒開始讀，只讀了林長寬寫的導讀〈究竟是誰的巴勒斯坦？〉，覺得相當到位。──此文雖然每處都點到為止，但都是要穴。以巴問題可讀的書甚多，但深入淺出的文章卻少，內文未讀不作評，但從所收導讀就可看出編輯這本書的用心與高度，誰出的？啊！是書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