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五雜念
想起一些小事。在法國時我有一個朋友，個性是屬於特別溫柔體貼的。有次他換了上司，上司還沒到任，他就非常焦慮暴躁，說真的是有點在被迫害妄想的邊緣了。他反覆跟我說到，他跟這個上司一定會出問題。因為該人來辦公室布置時，他就覺得兩人很不對頭。剛巧我跟他上司有過一些接觸，我就對他說，某某確實不細膩，在某些狀況中，還蠻重視擺派頭的，不過以我的了解，某某另外有些好處，某某是個直率的人，重要的事上頭，行事會很正派，我覺得你至少不用擔心，某某會是用小動作搞人的那種咖。
抓狂的朋友，忽然鎮靜了，他說：「是嗎？我也是直率的人。這樣應該會合。」連我都幾乎不能相信，只是這幾句話，就使整個人在暴走狀況的朋友，變得很一休(和尚)。幾年以後，朋友的工作狀況不錯，原本他擔心得要命的上司，在他的評價中，變成「很能放手讓人做事、很有重點、且在工作關係中非常信賴他能力的好上司」──幾年前他憂慮的工作地獄，根本沒成真。老實說，朋友當時是激狂得想辭職了。
我自己不是在人際關係上很強的人，通常是我比較容易焦慮，那次反過來像是我幫到了朋友，連我自己也覺得稀奇。也是機緣巧合，我要不是先前有過麻煩，被迫要找某某交涉，原本在人際上就不是太強的我，不可能剛好有機會觀察某某的行事。
我真正要說的是，我們的社會有種風氣，認為有某種社交能力或人際能力的人才是「正常」。不夠活潑外向或是靈活的人，常被團體生活所排斥。但其實每個人都有很不一樣的能力，所謂人際或社交，應該是很自然的互補，而不是較量強弱。即使像我這樣曾被打上「孤僻」(真的常聽說有人擔心我太孤僻~~)標籤的人，也鼓勵過一時退縮怕人的朋友，去搭起友誼的橋樑──一般是說，只有和外向的人在一起才會變外向。
在社交生活裡，真的有人是比較玲瓏且如魚得水，但我覺得，也不能把這些公關人才的天份，變成對所有人的標準。──這是非常不實際的。
這幾天大家都譁然於藝人張柏舟竟可假冒教誨師，我也是驚得快要沒有魂。但是所謂比較有分寸的發言如牧師，去說鄭捷在人際關係上有問題──我相信當然是有問題(套一句我聽過心理醫生說的話：「誰沒有問題呢？我們都有問題。」)，然而如果是這個部份，可以教、可以影響──最不濟，我們生活中，不都見過那種容易衝動，老要旁人拉一拉才不會暴衝的人嗎？這種衝動的人，卻也有可能在其他人都謹慎的時候，不顧自己性命地去救起某個人(那種緊急必須跳下水或衝進人群之時)，這種事在歷史上一直是存在的。
當然更不是怪鄭捷身邊的人沒拉住他。這事太極端，沒有些經驗的人，誰也想不到。我們通常也認為，一個人口頭發洩了，或許反而已經平衡。怎麼說呢？就是超強的體育隊伍，也會漏接球。很常見的說法是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；不過每個「一人」是怎麼變成「一人」的，這事卻不簡單，無論如何都是一個社會過程。即便最有愛心的社會，也不會不出錯。因為無論人或社會，就是很複雜。更何況我們離最有愛心的社會，根本還很遠。
死刑的最大壞處，就是它總是確立「殺人可以解決問題」這個意念。而這很令人懊惱。寄望悔悟，這也十分困難。不是因為認不認錯，而是人常常沒有能力了解自己。說「我錯了」是容易的，最快認錯的，有時也只是奸巧之輩，因為還想妄為，所以用懺悔很快堵大家的嘴。所以也不能隨便去寄望這一類的悔悟發不發生。總要做最壞的打算：就是有可能根本不會發生。然而我們真的可以因為，某人不悔悟就殺嗎？到頭來，屍體也是不悔悟。針對是否悔悟來決定殺不殺，殺是比不殺，更不可能促成悔悟。如果留下犯罪者的性命，之後每隔一段時間，就去檢查「這人悔悟了沒？」，對雙方也很殘忍。悔悟應該不能是在壓力之下的，因為那就是對壓力的反應──這不行的
。一個社會說，要不要悔悟就看你自己，至於我們，我們要按著我們的理性過下去，只有你自己可以給你壓力──也許只有如此，才比較可行。
古代的刑罰在今天來看，非常奇怪，比如把罪犯的妻兒變成奴隸，應該是因為那就是一個有人需要奴隸的社會；現在社會也許不會有人認為可以把人變成奴隸，不認可這種需要，但還是以為把罪犯變成屍體是必要的。研究起來，社會對屍體有某種信賴，在屍體上看到某種保證。我說這話並沒有很嘲諷的意思，因為我想這是有些原理可循的。畢竟死屍總是比生命可以「確定」的東西。生命的特色就是不確定與未知，不能動用死刑，多少是要人們絕對接受生命。──它帶來的未知。
記得有次我在影印店辦事，新聞也是剛好報到某個暴力殺人的新聞，影印店的老闆娘不斷說著：「這人非要給他死刑不可呀！」其實我與老闆娘的意見不同，但還是有一部份很深的感覺到，說這話的人是很善良溫柔的。她是非常痛惜被殺害的人的性命，才會這樣說。杜斯妥也夫斯基寫過一段很好笑的東西，俄國人打算去暗殺應該是沙皇之類，不就是暗殺殺人嗎！但到了現場，開槍之後卻基於一種奇怪本能，又開始急救或是救命的動作──總之就是暗殺者做不出暗殺事。人類總是有點這個東西，隔著一段距離，表示意見，會覺得「非殺呀非殺呀」，但真到了行刑現場，依我看，有些人是無論如何都下不了手的。那麼到底哪一個最能代表人們的意見呢？是那個遠遠表示意見的自己？還是那個只要進了實際情況，感受就會不同的人呢？如果自己身上有後者存在，前者是不是也是對後者的一種背叛呢？
沉重的課題停一下，這隻石虎真的好可愛──我也沒有收到總統級簡訊啊。這次地震來時只有呆呆地想：真的好大啊。最近幾次地震，就以這次最大了。(圖片來源：石虎抱抱臉書)不過要說害怕，張柏舟等更讓我害怕。應曉薇資訊還在變化，較不確定誇張到什麼地步。有人常問：難道監獄囚犯也有權利嗎？當然。怪怪教誨師這事讓人難過，因為想想也不知還有多少類似的糟糕事，或許只是沒有被查出而已。傅柯生前花不少時間做一件事，就是定時與人去監獄。但如果我記憶無誤，著眼點卻不是教誨或感化，而比較是做為一定程度社會隔絕之人的「工具」，避免監所中的人缺乏發言權而成為社會性的死亡。不過這不是我非常熟的領域，應該有人做過較全面的研究。我只是從一些文件中剛好讀到過這個部份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