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二雜念

今天要寫一點難寫的東西，從波蘭斯基獲法國凱撒最佳導演獎談起。

我希望短短地寫，因爲痛恨這事浪費到我的時間。

我希望讓一些最近因此感到痛苦或困惑的人，了解一下狀況。

所以我未必只是就此事做直接評論，而是希望用「面對」代替「迴避」。如果我自己是看到波蘭斯基的「波」字，免疫力就會下降，我擔心的是許多性暴力的受害與倖存者，又會處於創傷誘發的狀況中，這是我最不希望看見的。所以，讓我們面對這件事。

波蘭斯基是在美國被定罪的強暴犯，這件事是我從十幾歲就從書上得知的事。他潛逃到了歐洲，也就是說，是個逃犯。對於知道的人來說，一直都是知道的——但不知道的人，在美國幾年前想引ㄉㄨˋ他時，會說「為什麼突然去提這件事？」彷彿以爲這事是從天而降亂冒出來的。「那都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。」——有些人對抗（翻舊帳）的情緒，就是非常簡單如上——每年二二八時，一樣有人憤怒「重提往事」——我甚至看到有人留言，針對林宅血案道「這是你家的事，關大眾什麼事。」——三人死亡，包括兩小孩ㄧ老婦人，人們都可以冷血成這樣——這當然是很嚴重的糟糕，可是我要提起，意思是，要了解人性——人性裡面就是有很低等與卑劣的成份。連殺人犯都可以不想追究了，會以很輕率的態度「與強暴犯相親相愛」，這一點都不奇怪，這是人性懦弱與惡質的一面——痛苦的孩子們，你們要挺住。

當時有許多法國藝文界的人連署保護他，有些是知情，有些就是以為這事是突然出現而不認為有重要性。連署人其中也包括了安妮斯 · 華達。華達的一些影迷從此也跟華達劃清界限。（我從此也不買任一華達名下之物，無論是電影或周邊）當然，我有一點保留，因爲想知道華達是基於什麼考慮（也有可能她的資訊錯誤，因爲法國的這個文化圈有時爲了自豪「性開放性進步」，有種不問狀況藉此貶低美國，污名美國是保守與不自由的風氣——但也慢慢有人重省，出來說，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爲是在「完全不認識性侵害嚴重性」的舊時代產物），當然啦，我的比較直覺反應也是：華達大概太想得終身成就獎之類——要知道，華達是最被提拔的女性主義者與女導演，除了她本身的才華，她也一向是有目共睹地「與男性集團關係良好」——也許有其他反證，但是我所知道，明顯的，她的效忠性非常有可見性，也一直獲得獎賞——我對此寄予同情。就像我同意某大導說某男作家所有作風就是想得諾獎，我也一樣，寄予同情。華達更有可能一部份是為她理想的「性的開放自由」而不挺「受害者」的那邊（我沒有要比對夏林清的意思），就像幾個地位崇高的女演員與才女，或多或少出現反米兔（有些作風怪異是為了反集體行動，意圖是在尖銳性上走得更遠，這部份略複雜），也有的後來致歉——這部份兩個議題（性自由與性自主）混淆的問題更大於對性暴力的支持反對——才女的傳統（除了少數例外）是對性自由有話要說，對性暴力發言是較晚才發展出來的「新思潮」——我不是要為「跟不上」的人們開脫，我提醒這點，否則，受害者感受到的世界過於黑暗，等於再次受到傷害。也就是受害者受的傷害有無能與惡意兩個不同成份，要分開看，雖然無能與惡意的表現看起來很相似。

解放報登了一篇很有力的女性主義文章（作者就是少數例外型的才女），直言所有這次以不同方式在凱撒典禮中「壞事」（讓波得獎很難看）的女演員們，是賭上自己的事業——我懶得細說，波蘭斯基的勢力有多大（一部份是靠婚姻取得）——總之，對抗波，不是大家想的只是對抗藝術家，也是對抗大老闆們。

再來說一點大環境的因素，有一種說法，就是法國人對他們在納粹時期，法國貝當政府與納粹的合作一直有罪惡感，因此凡是祭出「受過納粹迫害」，就會有點半閉起眼地，支持到底——也就是很多人不是只是看到波蘭斯基是電影人，同時他也很巧妙地提醒大家，「他是納粹受害者」——就以此次他得獎的電影，選的主題就是，法國歷史最有名的「反猶事件」——我要打一個不太妥當的比喻，只是為了幫助理解，我沒有聽說過台灣什麼白色恐怖的受害者，後來因爲強暴而定罪——但如果有，那麼，一直以來波蘭斯基事件的複雜性就是類似程度，他既是受害者，也是加害者。從若干證言顯示，波蘭斯基後來仍是慣犯，但此處我不深究，這是必須以改善法制交給法制工作。

前幾天我看到一個警察提到退休，說法是，我的工作經常要聽到強暴事件，這種工作我們很難做得很久——光是聽到都是傷害，請想想受害者的處境。

這裡我要限縮討論，不是性暴力定罪的問題，打一個比方，鄭捷容易定罪的多，然而如果他的暴力是以分散與隱密的方式，那就難，那是警政法律要設法的問題。

女星們有公開表示自己參加或主持凱撒獎是「噁心」的。這裡我要說得更徹底，噁心難道是從頒獎開始嗎？絕不是。那麼，是從讓逃脫法律制裁的波蘭斯基開始拍電影嗎？或者是，其實只要在同一個天空下，就是一樣噁心。那麼該怎麼辦？以前反省過種族歧視的白人，認爲他們加入黑人運動，應該盡可能去打雜而非取得領導地位，那是個人本身反省到這層的——我們對於性別歧視的轉型正義的要求適用類似法則嗎？可以說，強暴犯拍電影真噁心，可是強暴犯賣貢丸湯就不噁心嗎？強暴犯清海灘垃圾餵雞鴨就不噁心嗎？如果噁心，想得到的事情，很少是不噁心的。如果有人說「前強暴犯」（更生人）應該做「較無價值的工作」——這種想法卻又是侮辱了其他守法做著「較無價值工作」的人，我覺得這樣侮辱任何一種工作，也是不合適的。

法律上存在褫奪公權的概念，人們認爲犯重大罪行的人不應該具有某些身份，執行某些社會職能，這種感情是其來有自的，這也是人們會覺得頒獎給波，在直覺上就是感覺觸犯了某種重要原則的根源性感情。不能簡單地說，這是因爲這些人不夠懂電影或不夠愛藝術。

——但是褫奪公權的範圍並不及於電影或許多其他工作，某些職業如醫生，可能有同業倫理可以同業自律與規律，但是藝文者在適用同樣概念時，有其現實的困難。（但並非不能加以思考）。

舉例來說，某某醫術高明，但也可能進行非法行爲，比如昧著良心為某不當醫藥器材背書偽造文書等——那麼醫術高明一事當然不能成為免責的事由。最可以適用在波蘭斯基身上的，是後者這類原則的應用，因爲他在工作場域違反了性別平等原則——這有一部份，在法理上有可行性——但是另一部份，當無法以職業倫理規範時，仍有困難。比如說，如果舉證他是以導演的名義與人見面犯下強暴，就屬倫理可規範，因爲也許導演們可以主張「導演」身份不該作爲罪行掩護，就像警徽不應該拿來圖利自身或方便強暴。這不是說最傳統的對強暴犯的制裁就不必施行了，而是，既然職業身份這件事激盪出各種想法，我們就試著思考，這些想法哪些是有發展性的，哪些未必。

希望強暴犯或殺人犯「徹底的消失」與「悔罪」——這就像希望世界和平一樣，徹底固然徹底，方向也正確，但如果受害者或反性暴力的人們，將期望鎖定在前述兩者，這個期望會造成的傷害可能會更大，強暴犯可以繼續以「就是不消失」，就是「不悔罪」與「假悔罪」來「延長強暴效應」。

對凱撒獎憤怒，是一種「亡羊補牢」的狀態。他既然已經被容許拍片，他就會被容許得獎。這是早就該知道的事。那麼，在什麼樣的條件與原則，可以禁止某人拍片或出書？因爲這是極強烈的限制，在某些狀態也會牴觸言論自由與人權的法則，所以，這種對限制的期待，也不能沒有任何討論與研究就主張。在支持波蘭斯基的論述裡，就有人將他與céline相比，說後者雖然是激烈的納粹支持份子，但是文學成就不該被抹去。

問題不在光榮，而是社會認可的光榮（獎項）隱含有「遺忘其他事物的命令」——以行動反抗撒獎典禮的演員們（非常了不起地以不同形式），無法忍受的並非光榮，而是隨光榮而來的強制遺忘。光榮在這個角度來說，可以說幾乎等於邪惡。不是光榮頒給了人們覺得邪惡的人，而是光榮本身所具有的內涵就是帶有「強制遺忘——暴力——邪惡」。

反抗的演員們（雖然我所知以女性佔多數，但我仍相信其中會有男性）看似做了徒勞的事，但這徒勞並不是他們的徒勞，這是歷史與社會截至目前累積的「無能爲力」。無能的，並不是拒絕遺忘的人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