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二雜念

1.趕到了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閉幕片«曙光家園»。之後去峰大咖啡泡一下，直走世運再泡一下——倫教糕賣完了，但沒停賣——倫教糕這種甜點，世運外只有小攤子偶爾自製自賣，但風味不一樣。整天運氣不錯，都是剛離開戶外後，雨才洶湧。

2.對«曙光家園«不能說非常喜歡，但仍覺得頗值一看。我有個不太好的想法，就是拍得那麼輕描淡寫，是不是有點為了影展的口味。當然，這種好像不動指南針的淡漠，是很好的功力。性格使然，就算是真實電影，我還是更喜歡荷索之類，稍微更多個人筆觸。「桃花源」這種追尋，總是很有意思。有陣子我甚至對隱修院非常感興趣，直到有次看到隱修院也在做置入性行銷，上了新聞，給出花絮，但仍是「招生廣告」。我就決定還是放棄隱修院。要世俗，我在世俗裡世俗就好。但我接觸過若干信仰堅實的人，那確實美好潔淨——平常碰到的人，沒那種氣質。

   對聖徒仍有興趣，喜歡聖十字若望。不過還是來更新一下資訊。前陣子法國的神父皮耶對教會女助手性侵犯的事，浮出檯面——教廷有個單位（不是教廷裡所有的人），負責掌管神職人員品格之類的，始終都知道——神父皮耶因為幾乎等於為無家者奔走代言人，又對性別態度較支持，生前一直深受敬重——調查披露，沒有太多懷疑的空間——他該向他的天主尋求安慰時，他都朝向在會內年齡與地位都小他一大截的女性，要她們同情他，忍受侵犯。他甚至沒有一般人的自制力。偶爾我會覺得張愛玲實在了不起，她堅持不倚靠什麼大的、有力的存在，只靠己力清醒堅強。

    «曙光家園»最有意義的部分，也許不是描繪俄羅斯新興教派的信徒面貌——而是透過此，反射了非信徒與信徒類似的特徵。不想用電腦、想按教誨生活或重生、耕種——這都不必進入教派。

   較大不同，大概是非信徒，沒有「在毀滅之前，被揀選而存活」的嚮往。看了一些影評，說片中的兒童在較快樂的氣氛中長大——其實真的被採訪的早期信徒之女兒，她說到的童年，是包括「被關起來」與「被打」（我忘記是一般地打還是鞭打）——可也真的因為導演「淡筆」，不希望拍成「邪教獵奇」，導致「另類選擇」沒那麼「另類」，以及「理想」與「邪惡」糾結部分，較為隱沒。

   可以吸引千人以上的信仰，難道那麼多人「大家一起錯」嗎？事實上這種狀況並不少，不一定在信仰的領域。

    導演問過信徒一句話，那為什麼教主的「親信」控訴他虐待與侵佔？信徒沒有回答。狀況有點像「既然我得到信仰的好處（有目標、心靈平靜之類、未來可能獲救），那就算其中有不好的成分或造成傷害，也『不用深究』」——這樣程度的信仰，稍微想想，應該會覺得缺乏內涵與打動人的深刻價值。但再想，信仰之外，我們難道不也常常處於類似的心智殘缺？差別或許只在，在世俗領域，更可能鼓勵不斷修正——開放或封閉，還是蠻重要。

3.美國的科克遭暗殺，令人感到沈痛，絕對譴責這樣的暴力。但如果說科克生前是什麼擁抱對話、鼓舞青年的自由鬥士，這我可完全不覺得。他確實很在煽動仇恨。不是公開辯論就等於支持對話——科克鼓動仇恨，這也不是我一人在聽過後覺得——也有人分析他所謂辯論，是以形式掩蓋了整體設計是為他拉抬聲勢。

    去中華電信辦事，螢幕上正播出台視新聞，標題是「川普爆粗口！逼澤倫斯基割地，否則面臨毀滅」。這就是想要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川普。川普上台後，有些政治分析家才開始說（或者因為我之前沒注意），拜登時期，經濟很不錯，且拜登「很多事都會聽工會的建議」，雖然因為協商與討論，過程變得冗長，但較少出現粗暴的狀況。

4.長榮空服員因病身亡事件：有人出來解釋，機場的特殊性，某些地方救護車不能進，是消防車送出去之類。以及，若叫救護車，空服員生病一事會受調查，為了規避調查，才有隱匿傾向。看了以排班懲罰請假的資訊，沒法完全看懂。但由工會排班或排班需有工會代表參加，應該比較合理。我現在最擔心的是，這類行業由縮減人力累積的利潤，之後拿去購置AI而裁員。大眾與勞動者應該參與並監督AI的發展，AI必須絕對限制在增進人類幸福與尊嚴而非侵害人類權益的圖景——現在老是有人說，「AI取代人類」——這種想法連想都不該想。

    AI就只能是輔助工具，想用AI去「取代人類」，這想法本身就是邪惡的。把某些單調或重複的部分分派給AI，讓人類工作更輕鬆，這是可取的。但AI不可能取代人類，在於人類才有變通能力。現實生活中，人類用一分鐘就能處理的事，機器有時一萬年也做不到，一個步驟卡住，它就動不了。

5.啊，原本以為「姻親」難辨，是不是誰誰誰的九姑姑八婆婆之類，原來是黃先生妻子高翔的妹妹高翬（ㄏㄨㄟ）以及她作為負責人的耘力國際文化。

6.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，雖然是國民黨員投出來的，但這現象很複雜。有些人在擔心這會導致國民黨衰敗，我覺得這是多慮——國民黨一定會衰敗，因為看起來中共會越來越不需要國民黨，而只需要它的代理人，代理人在國民黨也可，在別的黨也可。這過程有人談可以文化上說自己是中國人，但仍「效忠國家」——這部分我覺得談得不太好，主要是「對國家忠誠」不無威權遺緒，「忠」是哪個年代的「忠」，也令人疑問與反感。如果有人志做間諜，那有法可管，難以對「間諜者」談論忠誠。有人不喜自己的母國，那正當管道是移民，移民後，就不受拘束。如果要與國家保持距離，想做閒雲野鶴，這也無可厚非，只要作為不傷天害理，現代國家中是有這種自由的。

   在這些極端例子之外，現代國家或許不該談「忠誠」，但仍可以談「正直」。我們應該與國家保持「正直」的關係。比如某一國民刻意要弱化國家，引致戰爭，並且在戰爭中易於潰敗，這個的問題，不只是「忠不忠於國家」，而是同時以不正當的手法，虧欠共同生活圈的他人。我在想，國民感情有幾個不同的要素：經驗、判斷、價值取向與多樣性的歸屬感——每個人組合個人國民感情的型態不同，但與其說「忠誠」，或許我偏好用「真誠」：國家與國民應該互負「真誠」義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