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五雜念

1.我最深惡痛絕的就是不把性騷擾與性侵犯當一回事的人事物。但是「舉發」並不等於認真面對，如果舉發是隨便、造假或是含有其他勒索與妨害名譽的惡意企圖，只會使確實並基於權益保障的受害人的爭取之路更顛簸難走。這次徐巧芯的「揭發」，引致了很多錯誤觀念的流竄，我只就觀念部分做一個簡短的總結：

第一，反性騷擾並不等於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所以只以有肢體接觸就立論性騷擾，是對性騷擾的嚴重誤解。關於任何犯罪事實，只以圖像判定，都不符常識、法律與科學等原則。反性騷擾並不是一種「女性本質化的權利伸張」，過去有一些針對跨性別，認為如果有性別友善洗手間，就會導致強暴的這種錯誤觀念，就是把男性生理與本質和性攻擊做立刻的連結，也把女性生理與本質等同受害者。這並不正確。儘管在加害人研究與分析上，性侵犯有「顯著的性別相關」（就是加害者男多於女），但顯著相關與相等是兩回事：強暴者強暴，並不是男人強暴，這雖然是措辭與細節上的周延，但還是有必要澄清。

第二，性騷擾也不是完全只有主觀感覺，所以也並不是只有「當事人告發原則」，因為這常牽涉到權力不平等，比如我在現場看過，有藉酒裝瘋不停騷擾兒童的，這時候無論父母親或其他成年人出面制止侵犯者都有必要與關鍵。現場的母親觀念就很正確，小孩因為年紀很小，所以是愣住傻住。因此，在有受害者客觀弱勢的狀態，任何其他人的見義勇為都很必要。有個不錯的例子，是在一個客家音樂會，底下有個觀眾不停性騷擾女歌手，這時候女歌手如果反擊，騷擾者只會更加碼騷擾。但是，旁邊獨立樂團有個吉他手之類的男生觀念非常正確，反應又快，馬上主動去「接」並「反制性騷擾回去」——這個非當事人的積極正義角色，女性也一樣可以扮演，重點不在性別，而是平權觀念與資源。這就像看到有人偷竊，並不是被偷的那個人才可以出聲。

第三，儘管性騷擾並非完全只有當事人告發原則，但存在當事人時，也不能違反當事人的意願與詮釋，否則這也會非常奇怪與可笑。如果是「抹黃」，不要忘記，「抹黃」本身就是對其他人嚴重的性騷擾。我並沒有天天看新聞，所以不覺得可以完全對事件做出定論，但是將幾個重要的觀念與大家分享，徐巧芯力圖要渲染的是第ㄧ第二的狀態，可是存在當事人李醫師，從她的反應看來，她像是沒法就抹黃做出公開回擊，可能因為本身並不是政治人物，所以未必知道如何面對夾雜了政治力的攻防。徐巧芯是不是有不當的「越權」與「抹黃」，我認為是大家可以判斷的。我個人就目前的資訊看，我認為這個告發有相當扭曲與違反反性騷擾精神的問題存在。

2.還是來說一點旅行中的趣事吧。這次在簡易通關時發生了一件小事，因為我記得上次機場工作人員說幫我弄了簡易通關，以後都可以用。所以這次我看到簡易通關的告示，就把護照拿去面前的機器試，結果過不去。我再看看周遭，發現原來就是我試錯了機器，面前的機器是歐盟國家限定使用，所以我就抬頭找找其他的。這時機場人員來跟我說，我可以用旁邊那台機器，他又加了一句：「如果機器不行，妳就去找警察。」我一聽感覺非常沈重，想「這樣就要去找警察？」因為我向來以為是遇到很嚴重的事情（好啦，我迷路時也是會找警察問路，可一般會找工作人員而非警察），雖然從一台機器換到另一台，時間並不長（但還是要從通道轉出轉進），但那段時間，我的心情變得非常灰暗陰翳，想我難道惹上什麼麻煩嗎？（我曾經因為行李過重，把兩三本書放到垃圾箱上方，因為沒有放進垃圾箱中，而引發機場的安全警報。我一聽廣播就懂了，馬上去安全部門「自首」、認錯並澄清，所以很快就沒事。但或許因為這個經驗，使我知道，有時會誤觸警報。）結果我還沒到機器前面，警察就跑來了，但是他只是告訴我，台灣國籍（我有跟機場人員說我是台灣人）的可以用前面這個機器。原來警察只是助人者的角色，不是要調查我什麼。會特別想提這件事，也是想說，對於「警察或找警察」，大家都會因為經驗或對情境的判斷，而有不同的聯想。比如一開始工作人員說「妳可以去找警察」，我聯想到的是我碰到了極大的麻煩，但後來發現並不是。會想講這件事，也是看了台灣關於「唐寶寶」的事件，人家只是告訴我「妳可以找警察」，我的心情就變得很緊張，我還不是唐寶寶，所以可以想像唐寶寶因為店家叫來警察，所受到的衝擊。

說來很慚愧，我雖然讀過一些關於唐氏症的書籍，但卻也是這一次才知道唐氏症也並非都是肉眼就可辨識得出來。記得有次在公車上，連續四、五站都有人拉下車鈴，但是司機停車卻沒有人出現，當時是夜裡附近又有山，一二次大家還不以為意，但到第三次，司機就快發瘋了，以為公車鬧鬼，身為乘客，我們也感到非常害怕。後來有個高中男生才出現，他跟司機說，他錢包掉了。所以回推過去，就是到站時他才發現，每次都希望拉鈴後就會找到錢包，但錢包就是真的掉了，又是臉皮薄到不敢跟人借錢不敢說。司機發現不是鬧鬼，心情也輕鬆了，大吼道（他雖然大吼卻是非常有愛心）：「錢包掉了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嗎？全世界只有你會掉錢包？每個人都會掉錢包！！！不是只有你會掉！就跟司機說錢包掉了，是會怎樣嗎！？」我想那個高中生雖然被司機鬼吼了一陣，應該也是學到一課，知道「掉錢包」，並不是多羞恥，多不能解決的困難。——我個人通常是會幫那種缺一塊兩塊的小孩付錢的，因為敝人糊塗，從小就是靠在街上拜託路人借我一元打電話請人來救我的那種笨蛋，現在我也想不起來，生活能力超級弱的年少時候，到底為什麼會慘到常在路上打電話請人來救我——說真的我花了一些力氣與自我訓練，現在當然比較少出現這種情形。可也還是出現過吃完東西才發現忘記帶錢包的事，但因為店家認得出我是熟面孔，所以也都不讓我尷尬。

我實在希望這個事件可以有個比較溫暖的落幕，唐寶寶並不是只屬於他的父母與家人，也是社會的一份子。明明應變力不如常人，唐寶寶也想去炸物店買四十元的炸物，可見這家的炸物應該有什麼獨特好吃之處。店主雖然應該沒什麼病症——就像在下也沒有，可是應變力確實也是比較弱，至少不如我看到的公車司機——我在想，一個比較寬容的社會，大家都會比較輕鬆，那麼寬容不只是要用在有特殊需求的障礙者身上，就算是「一般人」其實也是有各種差異——如果比較不懂待人處世，最好也能得到一點包容。因為說真的，每個人的長短處不一樣，很會做人的，也許炸物炸得就不怎樣，也是有可能。我的個性是覺得，如果是惡意詐欺，那是一元也不願意付，但如果並非惡意，就沒什麼。「叫警察」，確實是這個事件中，比較出人意表的事，我也說了自己的經驗，就是會將警察與非常激烈的威嚇聯想在一起，可是說真的，這也是因人而異的一件事。有些人遇到不會處理的事就找警察，如果警察的素質與專業一般是ok的，加上「見多識廣」，在不少狀況裡，或許也會比較順利解決事情——坦白說，我自己就有幾次是去找警衛或保全，事情就解決。所以，儘管「找警察」感覺超過了一些，但這或許也是因為店家的經驗——就是警察比較會處理。就像機場的工作人員，並不是要嚇我，只是因為經驗使然，認為警察可能剛好有比較完整的能力處理。

3.旅行的一個好處，也是修正原本心中的偏見。很可能因為聽過有朋友的朋友，在西班牙被陌生男性惡意攻擊的事件，過去雖然常聽誰週末就去了西班牙，我也沒有提起興趣——我對西班牙人的印象也偏負面，覺得他們說話很快，脾氣好像很衝，總之會使我神經緊張。所以，這次要去巴塞隆納，我心裡其實無論擔憂與煩惱，都是可怕得不得了，預想了很多恐怖的劇本。然而，數天的巴塞隆那之旅，可以說不斷碰到親切與主動的善意，光光是一臉茫然地站在地鐵的地圖前（我其實是在訓練自己的方向感，就是把空間的東西換成文字的說明），都有人主動來問：「妳需要幫忙嗎？」然後提供我全套完整的解釋與幫助。在法國、德國非常習慣凡事要自立自強的我，對於經常出現的主動幫助，真是驚訝到不行。認真算起來，我至少得到了超過十個人次的協助，所以就親切助人這事，巴塞隆納目前在歐洲國家，已在我經驗中拔得頭籌——因為太驚訝的關係，我還去查了目前巴塞隆納的市長是誰？結果是個女市長，還是作家！喜歡一家麵包店到自己要合照，這在我是第一次。這是快要一百年的麵包店呢。